一个教师自杀两种姿态悲怆

4月27日晚，查看完学生宿舍，赵鹏一天的工作结束。他返回办公室，拉上窗帘，关掉灯，将一瓶敌敌畏一饮而尽。赵鹏生前是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高三年级的一名班主任。在收到4月份工资的这一天，他选择服毒自杀。“活着实在太累了，天天这样无休止地上班让人窒息，所领的工资只能月光。我决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里……”（据5月28日《新京报》）“我决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”——这样一种自杀的方式，展露出两种不同姿态的呜咽与悲怆：月工资只有1450元，足以给予我们一个透 视低收入下高生存压力的视野，这样的视野令人嗟叹；而“无休止地上班让人窒息”，则将应试教育体制的弊端、升学指标下教师的艰辛与无奈，统统都凝结成一句最后的生命绝唱。

毫无疑问，如果仅仅是一种姿态的挣扎，或许不至于让人滑落不归路的深渊。然而，当两种姿态的压力相互重叠，则就会成为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。

因为“赵鹏自杀”，直接导致舆论对于应试教育和一考定终身的长期性“怨愤”集中爆发。可是，恐怕谁也不能否认，高考的生硬、冰冷和无情，不过是社会压力和机会稀缺的投影，若失去了高考的晋升路径，未来更加没有保障，人生命运更无法改变。废除应试教育，只能解决教育范畴内的教育方法落后问题。如果社会结构性的危机仍然存在，没有了教育管理的压力，学生和教师还是会自我加压，因为社会性的压力仍然存在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与其裹挟着讨伐教育弊端的利剑去探讨一个教师自杀的所谓“真相”，不如静下心来反思诸多现实的命题：一个工作任务如此艰巨和繁重的教师，他的收入和付出为什么不成正比，这种“倒挂”是正常的吗？“活着实在太累了”，不仅体现在工作的压力上，还体现在收入的卑微上。而将目光投射开去，赵鹏的境遇其实正是社会性“干多挣少”的缩影和反照。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，“干得多，挣得少”，直接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。正因为囊中羞涩、腰包不鼓，赵鹏的生活才“让人窒息”。

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倘若教育体制的彻底变革尚需时日，但对于劳动者报酬廉价的救赎，已经是迫在眉睫——尽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，规范市场分配体系，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，让劳动者“劳有所得”、“干有所值”，都是题中之义。